不同文明主體間相互交流借鑒、全球化的出現和發展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人類社會的重大浪潮，這一時期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與動力受到考古學、遺傳學、古環境和古氣候科學等多學科的廣泛關注，然而由于其宏大性與復雜性，目前該時期人地關系演變過程與機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區域尺度，缺乏其與大陸尺度人地系統互動及關聯機制的探討。
針對上述問題，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環境考古團隊董廣輝教授與大英博物館劉睿良研究員等基于歐亞大陸中緯度地區2799組考古遺址的位置信息，與439組植物、動物考古數據，追蹤了距今6000–3000年間人類主要定居中心和動植物資源利用策略的時空變化過程。在此基礎上，通過與古環境、古氣候研究的對比，提出了區域與大陸尺度人地系統中氣候變化、自然資源格局、技術與社會組織革新與遠距離傳播等因素相互作用，及其對歐亞大陸中緯度地區6000–3000年間社會發展時空格局影響機理的概念模型。
圖1 歐亞大陸中緯度地區距今6000–3000年社會經濟發展與跨文化交流示意圖
在該模型中，氣候變化、自然資源稟賦、技術和社會組織創新、人類遷徙和文化傳播等不同因素，呈現出動態關聯的特征。在區域尺度上，社會組織與技術體系革新之間的相互作用推動社會復雜化進程，氣候變化在此過程中可能起到促進作用。對資源開發利用效率的提升促進區域人口的快速增長，進而導致部分人群向人口稀少或無人地帶擴散。在大陸尺度上，技術、生活方式、思想、信仰等通過人群遷移、交流、貿易或戰爭的遠距離傳播，對歐亞草原和綠洲通道等主要通道及周邊地區的社會演變進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新的文化體系與不同地理單元的自然資源稟賦的契合度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時空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約6500至3600年前，阿爾泰地區處于高溫時期，家畜和作物在約5200年前傳入該地區，草地資源充足和較好的水熱條件為人類放牧羊牛和種植小麥、大麥和黍提供了優越的環境基礎，促使該地區成為青銅時代人類主要的定居中心之一。早期冶金業的興起，促使金屬礦藏較為豐富的阿爾泰地區和烏拉爾山地區成為約4000至3000年前人類發展的熱點地區。這些現象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改變了不同時段歐亞大陸中緯度地區的文化地理格局，氣候環境的時空變化也是其重要影響因素之一。跨區域交流進一步促進了新的技術和社會革新，并加速了其遠距離的擴散，進而對區域尺度的人類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比如，耐旱作物大麥和家畜羊牛約4000年前傳入青藏高原東北緣，其利用促成人類在3600年后大規模永久定居到高海拔地區。綜上所述，跨地區或區域的交流不斷影響不同地區的人地系統，而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的交織與耦合將區域和大陸尺度的人地系統緊密聯系在一起，其互動深刻影響了6000-3000年前歐亞大陸中緯度地區文化地理的時空格局（圖2）。本研究抽離了單一研究尺度的限制，深度降維了復雜現象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并闡述了各類因素作用的具體機制，有助于理性化、邏輯化、體系化地理解人地關系新秩序的建立過程。
圖2區域和大陸尺度人地系統中各因素動態作用的齒輪模型
相關成果以“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systems between regional and continental scales in mid-latitude Eurasia during 6000–3000 years ago”（歐亞大陸中緯度地距今6000–3000年前區域與大陸尺度的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系統）為題，近期發表在The Innovation Geoscience。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董廣輝教授為第一作者，其與大英博物館劉睿良研究員為共同通訊作者。
原文鏈接：https://doi.org/10.59717/j.xinn-geo.2023.100038
蘭州大學
English
zyhjxy@lzu.edu.cn
